企业出海合规指南（一）——企业出海常见的合规大“坑”

 作者 | 盈理·黄馨颐·常梦恬·郭秀娟

许多企业在出海初期，急于搭建复杂的海外架构，以期实现全球布局的宏伟蓝图。然而，部分企业花了很多时间和金钱成本去搭建层层控制的海外架构，后来发现这种“大而全”的策略下，境外公司的维护成本就能把公司的利润都吃掉。

外汇管制也是企业出海时必须面对的重要挑战之一。有的企业认为自己已经想清楚了海外架构搭建的逻辑，然而在与我们交流时才发现，其完全没有考虑外汇管制问题，境外赚的钱怎么回到国内完全不清楚。为此，企业应提前深入研究境内境外的外汇监管法规，同时利用金融工具和服务，制定合规且灵活的资金调度方案。

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公司注册、业务开展、税务筹划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企业在出海前，必须深入了解目标市场的法律法规，确保海外架构的合规性。有的企业认为在区域市场设立一个公司就足够，但实际有的地区规定在当地开展业务需要有当地公司。例如，沙特法律规定，沙特公司只能和拥有沙特本国CR（营业执照）的公司签合同，因此导致该中资企业在项目签约之前不得不再紧急去注册一个沙特公司。另外在注册公司时，有的企业家可能会为了规避外资限制而考虑代持，但很多东南亚国家（例如泰国和印尼）法律明确禁止代持，稍不注意则可能埋下违法甚至犯罪的风险。实际上，实操中亦有其他方式可以变通处理，无需采用代持方案。

海外公司架构是一个随着企业发展不断迭代的过程，初创企业出海应首先明确出海目标，以快速响应市场为核心，以最小的成本投入验证业务模式的有效性，把握市场需求的关键脉搏。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和市场地位的稳固，再逐步调整海外架构，实现从“轻装上阵”到“稳固扎根”的转变，过于追求一步到位容易适得其反。

市场准入并非坦途，盲目照搬国内模式或忽视本土化策略，往往成为企业出海路上的“绊脚石”。

随着新兴市场的崛起，前几年许多企业认为海外遍地是黄金，急于将国内成功模式复制到海外，一谈到业务模式就要做当地的“某某某”。然而，正如“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不同市场的文化、消费习惯、法律法规等差异巨大，简单复制往往导致水土不服。若只是按照国内的模式生搬硬套“嫁接”到海外，而不能结合当地的真实情况进行本地化，那么只会导致嫁接失败。

很多国内精明强干的创业者们，到新兴市场却市场规模不看，当地调研不做，以为到了海外就可以避开卷生卷死的竞争，用国内商业模式就可以在当地降维打击，现实中却狠狠碰了壁。比如，有位深圳老板在某电商平台看到一款售价70000越南盾（约21元）的蓝牙耳机意外爆红，每月狂卖近4万件，笃定认为越南市场还是一片蓝海，加上国内有某多多的成功经验，自信地一口气在华强北购入近百万的白牌蓝牙耳机，准备去越南大赚一笔。结果到了越南才发现，蓝牙耳机等电子配件需要获得官方准入，才能在电商和商场零售渠道销售，于是没有任何准备的深圳老板，只能辗转去街头巷尾的手机店里卖，在没有品牌背书的情况下，不仅销量惨淡，利润更是少得可怜，最终不得不割肉认输。^[1] 几乎所有没有做市场调查，不了解市场准入的企业都是以失败告终。

要避免市场准入的“坑”，进行本地化的第一步就是做深度市场调查，一方面需要调研当地人民的生活习惯和市场需求，深入挖掘市场的独特性和潜在机会，另一方面需要了解当地法律法规对相关市场准入的要求，这直接关系到产品能否合法进入市场。另外如果涉及首次建立合作的合作伙伴，应持谨慎态度，建议聘请专业机构对合作伙伴的情况进行摸底调查，避免合作伙伴的潜在风险。

在深度市场调研的基础上，企业应制定针对性的本土化策略。这包括产品的适应性改造、营销策略的本地化调整、服务体系的优化升级等。例如，在产品设计上，应充分考虑当地消费者的偏好和习惯；在营销渠道上，应选择与当地市场相匹配的平台和方式；在服务支持上，应提供符合当地语言和文化习惯的售后服务。通过这些措施，企业方能更好地融入当地市场，赢得当地消费者的信任。

海外用工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往往成为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一大挑战。在海外有过招聘经验的中资企业，很少没有在用工方面吃过亏。

海外用工的首要难题在于文化差异和生活习惯的冲突。因为生活习惯和文化环境不同，海外要招到合适的员工难，想要管理好员工更难，开除员工更是难上加难。比如虔诚的穆斯林员工一天祈祷五次，其中三次都发生在工作时间，可能拿着毯子就在办公室里开始祈祷，并且期间不受任何干扰。中国企业家讲究效率，而在海外一些国家，生命就是拿来浪费的。只能接受一个事实，海外工作效率低于国内，否则如果盲目规划可能会吃亏。曾有很多企业承包海外工程时与外国企业低价竞争，结果因为对人力成本和效率计算失误，导致工程项目预算和实际成本严重不符，造成巨额亏损，并与业主方发生长达多年的纠纷。

此外，海外解雇员工的难度和法律风险不容小觑。各国劳动法规对于解雇条件、程序及赔偿标准有着严格规定，开除员工不仅需要具备正当理由、履行正当程序，而且还需要支付遣散费。以印尼为例，雇主解雇正式员工必须提前14个工作日通知，且如果雇员回信拒绝，双方协商不成的，雇主必须在取得劳动纠纷部门的判决或许可后才能解雇雇员，否则解雇行为将被视为无效，雇主必须重新雇佣该雇员；且雇主解雇需基于公平原因并且具备合理理由，任何超出正当原因的解雇都可能被视为不公平解雇而无效。并且印尼遣散员工需要支付n+1的遣散费，最高不超过9个月的工资。

不仅如此，海外很多国家有罢工的传统，且外资企业比本地企业更加频繁。比如2023年3月印尼一家中资企业Gunbuster镍矿冶炼厂(GNI)遭遇印尼工人罢工，甚至引发当地中国工人与印尼工人之间的冲突事件。该冲突始于GNI镍矿冶炼厂的印尼劳工提出改善工人安全、工作环境和加薪的诉求。厂方本与工会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但因厂方拒绝重新聘用已经被终止聘约的劳工，劳资谈判未能达成一致。印尼联合工会于1月14日罢工，并且要求厂内中国工人加入，但遭到中国工人拒绝。当天晚上，继续工作的中国工人和印尼工人发生肢体冲突，造成两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2] 越南罢工更加频繁，据越南总工会劳动关系司公布的消息，2023年第一季度，越南因劳资纠纷已发生23起罢工事件、有7806名工人参加，且集体停工事件多发于外资企业。罢工的主要原因包括：员工不认同企业的计划和加薪幅度；企业拖欠工资、拖欠工资和社会保险；企业没有春节奖金；员工认为企业的春节奖金少；要求企业在春节假期前支付春节奖金；企业停止运营时，员工认为企业给的补助少。^[3] 之前福耀汽车的纪录片《美国工厂》显示出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成功，但也真实反映了企业出海在用工方面的风险和挑战。

海外用工的“暗礁”虽多，但并非不可逾越。尊重当地文化、调整管理策略，关注员工的福利待遇和职业发展，建立完善用工管理制度、沟通机制和绩效考核体系，关注当地劳动纠纷处理机制，都有助于解决员工关切问题、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

各国对环保要求日益严格，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在海外市场不仅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还要应对复杂多变的环境合规要求。很多中国企业在早期出海时往往采用粗放策略，当时可能未受到关注，但当环保问题日益显现时，随时可能遭受政府部门的罚款及停产停工的风险，还可能损害企业形象和品牌价值，甚至引发公众抵制和社会信任危机。

老挝香蕉园污染事件：大约自2013年开始，中国人经营的香蕉种植园开始出现在老挝北部。后政府因为发现香蕉园有污染，自2017年开始颁布相关法律对此进行规范。老挝一家由中国某农业进出口公司拥有的香蕉园，在种植香蕉过程中使用并乱排有害化学物质到河里，致使大量鱼虾螃蟹等生物死亡，目前相关机构已经责令该公司承担责任，并在3年之内恢复被破坏的环境。^[4]

越南纺织公司排污被罚：越南政府2016年11月出台的第155/2016/ND-CP法令，提高了违反环保法规的罚款金额，个人最高将被罚以10亿越南盾（约合28.5万元人民币），机构组织罚金最高为20亿越南盾（约合50万元人民币）。位于兴安省美豪市纺织服装工业园的大华纺织服装有限公司，因未按照规定将废水排至污水处理厂，而是排向雨水排放系统，污染了整个北兴海灌溉系统，导致水污染日益严重，被罚款3.5亿越南盾（约合10万人民币），并被要求消除影响。^[5] 此外，该新闻发布后，相关网友还认为罚款过轻，要求责任方判刑，因为根据越南2017年修订补充的刑法，如违法行为构成污染环境罪，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和严重程度，最高可判处7年徒刑。

构建海外环境合规体系，要求企业在进入新市场前，深入研究当地的环保法规和政策要求，确保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当地标准，同时建立与当地环保部门的沟通机制，及时了解法规变化和政策动态。在此基础上加强对生产过程中的环保监督和管理，通过安装环保设施、优化生产工艺、加强废物处理等方式，减少污染物排放和环境影响。而面对环保合规的挑战，企业应保持积极态度，主动寻求解决方案，发生环保违规事件时应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并积极配合整改工作，同时加强与公众和媒体的沟通联系，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和舆论监督。

知识产权已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对于中国企业而言，知识产权的全球布局已成为出海的隐形战场，关联到企业的制胜策略。

由于知识产权具有地域属性，企业出海到其他国家，通过知识产权保护自己的权利、避免侵害其他经营者的权利至关重要。许多企业在出海初期，对目标市场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了解不够深入，导致在产品开发、市场推广等环节埋下隐患。此外，缺乏全面的知识产权规划和预案，面对突如其来的诉讼时，也会陷入被动应对的局面。

中国企业出海过程中遭遇的知产诉讼屡见不鲜，例如OPPO和VIVO在进入德国时因为与Nokia的专利纠纷被迫退出德国市场，匈牙利公司Crystal Leap起诉惠科的液晶面板产品涉及两项专利侵权，中国企业在美国遭遇的知产及商业秘密诉讼更是不胜枚举。

构建全球知识产权防护网，需要在商标、专利、软著等方面做好出海的规划和预案，这也企业出海需要做的功课之一。在出海前，企业应对目标市场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行业惯例、竞争对手的专利布局等进行全面调研，为制定针对性的知识产权战略提供依据。随后，结合企业自身情况和市场需求，制定包含商标、专利、软著等多维度的知识产权出海规划，并预设应对诉讼的紧急预案。此外，企业应尽可能与国内外知名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建立合作关系，借助其专业力量，为企业提供更全面的法律支持和保护。

在全球经济版图中，出口管制与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已成为各国政府维护国家安全、促进产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尤其是美国出口管制和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CFIUS），是其维护自身技术领先优势、打压和防范竞争对手的重要措施，并且凭借“长臂管辖”，美国将该等措施发挥到极致，对我国高科技企业的全球化征程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比如韩国某半导体公司于2021年3月公告同意被中国某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收购，该交易原计划在2021年下半年完成，但要遵守惯常的交割条件，包括收到监管部门的批准。然而两个月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介入该交易，要求当事各方向CFIUS提交审查。最终，因无法获得CFIUS的批准，交易双方联合声明终止交易，而中方需向韩方支付7020万美元的终止费。前述收购案的波折，不仅是一起简单的商业交易失败案例，更是中国企业面对国际出口管制与安全审查严峻挑战的缩影。

企业应在出海前构建涵盖出口管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等在内的全面风险评估体系，对目标市场、合作对象、交易内容等进行深入调研和分析，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此外，建议企业提前聘请具有丰富国际经验的法律顾问团队，对可能涉及的法律风险进行精准识别和预判，制定详尽的合规计划。同时，在交易过程中保持与监管机构的密切沟通，确保信息的透明和及时传递。而在遭遇出口管制或安全审查等特殊情况时，企业应保持冷静和理性，积极寻求法律途径进行维权。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数据已成为企业最宝贵的资产之一。然而，企业出海过程中，数据合规问题如同一座错综复杂的迷宫，稍有不慎便可能触发法律红线，导致巨额罚款乃至业务受阻。

企业出海如果涉及数据业务（例如数据收集、传输、读取、存储等），则需要遵守该国的数据法规。近年来各国对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不断加强，且不同地区的数据法规存在显著差异，使得数据合规也已成为企业出海的一大挑战。以欧盟为例，截止2023年7月，欧盟根据GDPR的罚款总额累计达40亿欧元，罚款累计次数达1770次，单就2023年7月一个月罚款达26次。^[6] 2023年9月欧盟更是对TikTok开出3.45亿欧元（合约人民币26.8亿元）的巨额罚单。各主流国家目前均已颁布数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地区在数据保护和个人信息安全相关法规如下，这意味着企业出海相较于以往，更加需要注意数据合规的风险。

数据合规是企业出海过程中必须跨越的一道坎。面对全球数据保护法规的复杂性和严峻性，企业应积极构建全球数据合规体系，明确业务涉及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保护要求，定期对数据合规风险进行评估和监测，及时发现并纠正潜在的违规行为。同时，适当简化数据处理流程，减少不必要的数据收集、传输和存储环节，降低合规风险。此外，企业也应积极参与国际数据保护合作与交流活动，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在数据合规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做法，积极应对监管变化。

有些新兴国家，就像80年代的中国，市场需求极大，对出海的企业也非常有吸引力，但同时，它的社会治理整体又比较混乱，政策很不稳定，几乎每天都有新政策发布，但下面的人是否会执行也存在不确定性。新兴市场的政策变化如同一把双刃剑，既可能为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可能成为企业难以逾越的障碍。一方面，政策调整可能催生新的市场机会，如政府鼓励外资进入、提供税收优惠等；另一方面，政策的突然转向也可能让企业措手不及，面临项目取消、投资贬值等巨大损失。

“锂矿双雄”的海外遭遇：赣锋锂业和天齐锂业在墨西哥和智利的经历，是政策变化对企业出海影响的生动写照。今年6月，赣锋锂业和天齐锂业均发布公告称遭遇出海目的国政策变脸，可能面临巨额亏损，股价也因此跳水。赣锋锂业公告称，因墨西哥政府2023年修改了《矿业法》，将锂列为战略性矿产，禁止向私人授予锂矿特许权，从而取消赣锋锂业在墨西哥Sonora项目的9个矿产特许权，赣锋锂业将面临巨大损失，赣锋锂业已申请仲裁，目前该纠纷仍待解决。天齐锂业曾花了278亿买下智利化工矿业公司（SQM）23.77%的股权，结果今年5月，SQM公司被国有化，天齐锂业之后能从SQM获得的分红将逐渐低至3.3%。

中远海运的港口建设波折：除矿业外，中远海运在秘鲁投资建设的Chancay港，经过8年调研、5年建设、投资94亿元，把原本一块荒地建设成一个巨型港口，即将竣工时，港口的专营权被秘鲁单方面取消，直到今年6月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签署《国家港口系统法》修正案，才使“独家经营权之争”有了转机。^[7]

新兴市场的政策变化是企业出海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只有通过采取加强政策研究与预判、多元化投资与风险分散、强化法律合规与风险管理、提升本土化运营能力以及积极寻求国际合作与支持等措施，才能在复杂多变的政策环境中稳健前行。

企业出海不仅是一场商业版图的扩张，更是一次法律与文化的深度交融。然而，这一过程中，聘请外国律师协作的复杂性与挑战往往被低估，成为众多企业难以言说的“坑”。

出海企业经常反映合作的境外律师成本高昂，但效率低下。海外律师的高昂费用、缓慢的回复速度以及有限的工作时间，直接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此外，沟通障碍与商业思维差异，使得合作过程中频繁出现信息不对称和误解，进一步拉低了合作效率。

文化隔阂与语言壁垒增加了企业与外国律师之间的沟通障碍。语言不通、文化背景差异大，使得企业在与外国律师沟通时难以深入理解和信任对方的建议。这种隔阂不仅增加了沟通成本，还可能导致决策失误，放大法律风险。

此外，在复杂的国际法律环境中，如何甄别专业意见，如何准确判断外国律师的专业意见是否适用于企业实际情况，成为一大难题。缺乏专业的甄别能力，企业可能陷入盲目听从或过度质疑的困境。

对此，有经验的出海企业深谙此道，他们倾向于聘请出海经验丰富的境内律师作为主导顾问。这些律师能够精准把握企业需求，快速筛选并联络靠谱的海外律师，有效缩短企业与境外律师之间的磨合期。在境内律师的协助下，各方可以建立高效的沟通协作机制，通过定期会议、实时分享信息、明确职责分工等方式，确保双方团队能够紧密配合。同时，由境内律师作为桥梁，对海外律师的专业意见（如：外国法律适用及对企业的实际影响等）及解决方案等代表企业进行甄别探讨，节省企业与境外律师沟通的时间和理解成本，提高合作的效率和效果。

虽然出海之路充满艰险，但企业可以选择不再作为孤勇者，而是寻找靠谱的专业机构为企业保驾护航，构建自己的出海生态，成为拥有强大专业团队和丰富资源支持的航海者，以此确保出海之路一帆风顺、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