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库案例解读：能否以“名为承包实为转让”为由认定采矿权承包协议无效？

作者 | 陈鸿慈 马皓月

在矿业权交易领域，“名为承包、实为转让”的争议长期困扰市场主体，司法实践中，合同性质的认定直接关系合同效力与当事人的权益。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川民终字第833号民事判决，便是厘清采矿权承包与转让边界的典型样本。本案中，一审法院将双方签署的协议认定为“以承包为名转让采矿权”并判决该协议无效，二审法院推翻该结论，认定协议属合法承包，最高人民法院亦以二审对协议性质的认定并无不当为由，裁定驳回宝兴某坪矿的再审申请。一审法院、二审法院及最高院的裁判理由，不仅体现了司法对矿业权流转行为性质认定的审慎态度，更为类似纠纷提供了裁判指引。本文将通过还原案件事实、对比裁判观点，解读采矿权承包的认定原则和逻辑，并为企业签署相关合同提供实操建议。

本案核心争议围绕四川省宝兴县大坪大理石矿（以下简称“宝兴某坪矿”）与李某签订的采矿合作协议展开，关键事实如下：

2009年1月，宝兴某坪矿（甲方）与李某（乙方）签订《承诺书》，约定将部分矿权交由李某开采，甲方负责办理矿山全部手续并承担费用，乙方协助整理资料并开展开采。

2009年9月，因前期停工导致李某损失，宝兴某坪矿三名自然人股东召开股东会形成《会议纪要》，核心内容包括：将合作期限从5年延长至10年（2009年3月1日-2019年3月1日）；李某前三年每年交80万元、后七年每年交100万元；甲方补偿李某94万元（从后续交费中抵扣），李某承担甲方2010年银行贷款利息30万元；乙方承担新增林地、公路等费用，期满后设施归甲方所有。

随后，双方签订《修正〈2009年3月1日承诺书〉的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进一步明确：甲方需保持采矿许可证等证照有效、提供采矿现场及现有基础设施（乙方承担保养费）；乙方自行组织人员、承担工资税费、享有生产经营自主权及矿产品收益权，同时需按约定支付费用；双方特别约定“甲方违约改换合作方需赔偿乙方全部投入”。

2009-2011年期间，李某实际履行协议：

（1）按约向信用社支付宝兴某坪矿贷款利息30万元；

（2）以宝兴某坪矿名义向安监局申请复工、向国土局申请《矿产品准运证》；

（3）除1名新增人员外，其余工作人员均为宝兴某坪矿原有人员；

（4）宝兴某坪矿仍行使行政管理权，如成立安全生产管理科、任命矿长及安全员、制定应急方案等。

2012年，宝兴某坪矿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协议书》无效并判令李某停止生产、退场并返还矿山及设备设施。双方对簿公堂。

本案一、二审及再审对协议性质和效力的认定呈“一审否定-二审肯定-再审维持”路径，核心争议焦点在于《协议书》是采矿权转让还是承包。

一审依据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09修正）》（下称“原矿产资源法”）、《合同法》提出三点理由：

1、协议目的是转让采矿权。《协议书》约定李某享有完全生产经营自主权（自行组织人员、承担风险、享有矿产品收益），且合作期限（2009-2019年）与宝兴某坪矿采矿许可证有效期（2010-2019年）高度重合，实质是宝兴某坪矿将采矿权全部交由李某行使，符合“转让采矿权”的特征。

2、转让未满足法定条件。根据原矿产资源法第六条，采矿权转让需满足“企业合并、分立、合资合作等需变更主体”的情形，并经行政机关批准。本案《协议书》未办理采矿权变更登记，且李某作为个人不具备采矿权受让资质（依据《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采矿权申请人应为企业法人或个人独资企业）。

3、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一审法院认为，个人无资质从事采矿活动，会破坏矿业监管秩序、可能引发环境与安全风险，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无效情形。

最终，一审判决《协议书》无效、李某30日内退场。

二审法院经审理维持了一审认定的事实，但对法律适用和协议性质作出颠覆性判断，核心观点包括：

1、《协议书》符合承包合同的本质特征。李某向宝兴某坪矿支付固定费用（80万/年、100万/年），自行承担生产成本与风险，享有经营自主权，这是典型的“承包关系”，而非“转让关系”。即使合作期限与采矿许可证期限重合，宝兴某坪矿仍可在期满后申请续期，不能以此推定“转让目的”。

2、区分“转让”与“承包”的关键标准。采矿权转让的核心是采矿权主体变更，需转移采矿权的全部权益；而承包的核心是采矿权主体不变，仅将开采经营权交由他人，发包人仍保留采矿权及监管责任。本案中，《协议书》明确约定，宝兴某坪矿具备有效的采矿许可证及相关的法律规定的证照，保证在法律规定和允许的情况下的一切合法采矿手续，由宝兴某坪矿提供采矿现场和电力设施、公路、炸药库房等基础设施，采矿权的主体不发生任何变化。且实际履行中所有经营行为均以宝兴某坪矿名义开展，不符合“转让”特征。

3、对法律适用进行纠正：行政处罚条款不影响合同效力。宝兴某坪矿援引《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五条（“以承包方式擅自转让采矿权需没收违法所得、罚款”）主张协议无效，但二审法院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确认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只限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五条是行政责任条款，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条规定不导致民事合同无效。

最终，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宝兴某坪矿的全部诉讼请求。

宝兴某坪矿不服二审，向最高法申请再审。最终，最高人民法院以二审判决认定《协议书》的性质为采矿权承包合同并无不当为由，裁定驳回宝兴某坪矿的再审申请，进一步确认“承包有效”的结论。

根根当时有效的法律规定，采矿权作为依行政许可设立的物权，其流转受法律严格规制。采矿权转让必须经具备相应权限的矿产资源主管部门，依据法定条件与程序进行。而采矿权承包经营的成立，更多依赖当事人双方的意思表示一致，其核心逻辑在于，采矿权人对矿山开采作业享有自主选择权，既可以自行组织采掘活动，也可在保留采矿权主体资格的前提下，将开采权所包含的部分经营管理权适度让渡给他人，由他人单独或共同开展采掘作业。

二审及再审裁判严格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核心逻辑契合采矿权流转立法本意，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

本案一审、二审及再审阶段（2012-2015年前后），司法区分承包与转让主要依据以下规定：

1、原矿产资源法第六条：明确采矿权转让仅能在“企业合并、分立、合资合作经营、企业资产出售等需变更主体”的情形下进行，且必须经行政机关批准，否则可能被认定为非法转让。

2、《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三条：进一步细化采矿权转让的法定情形，明确“已经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除此之外，采矿权不得转让。该条款与原矿产资源法第六条形成呼应，共同构成采矿权合法转让的前提条件。

3、《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五条：针对“以承包名义变相转让采矿权”设定行政责任（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吊销证照），但该条款仅约束行政监管，不直接否定民事合同效力，避免混淆行政责任与民事合同效力。

4、《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第十九条：该条款明确的是采矿权受让人（或申请人）的主体资质要求，即采矿权的受让方需为企业法人，若为个体采矿则需依法设立个人独资企业；需特别说明的是，该规定针对的是采矿权转让场景下的受让人，而非采矿权承包场景下的承包人，承包人仅基于承包合同获得开采经营权，无需具备采矿权申请人或受让人的资质，该条款仅用于审查采矿权转让交易中受让人的合规性，不直接适用于承包关系中的主体资质判断。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明确“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认定合同无效的前提，仅违反行政责任条款不致合同无效，为二审纠正一审法律适用错误提供依据。

需特别说明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矿业权纠纷司法解释》）于2017年颁布施行。其中，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矿业权租赁、承包合同约定矿业权人仅收取租金、承包费，放弃矿山管理，不履行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修复等法定义务，不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认定合同无效。”本案裁判阶段，《矿业权纠纷司法解释》尚未发布，故本案裁判依据并不包括该司法解释。但以该司法解释视角回溯，其第十二条“承包合同无效需满足‘仅收费用、放弃管理、不担义务、不担责任’四要件”的规则，与二审裁判逻辑高度契合，即便按现行标准，二审结论仍具合理性与正确性。

结合当时法律规定，二审定性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体现在三方面：

1、未突破采矿权承包的权利义务边界。宝兴某坪矿仍通过成立安全生产管理科、任命关键岗位人员、制定应急预案等方式履行管理义务，未“放弃矿山管理”；李某虽享有经营自主权，但需承担新增设施费用、按约支付承包费，且期满后设施归宝兴某坪矿所有，双方权利义务未超出承包范畴，亦不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

2、严格契合“采矿权主体是否变更”的区分逻辑。根据原矿产资源法第六条及《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三条，采矿权转让的法定构成要件中，“需变更采矿权主体”是核心要素，只有因企业合并、分立、合资合作等法定情形导致采矿权主体发生变更，且经行政机关批准，才构成合法转让。反之，采矿权承包的核心特征即“不改变采矿权主体”，仅在原权利主体保留采矿权的前提下，将部分开采经营权让渡给承包人。本案中，《协议书》明确约定宝兴某坪矿需维持采矿许可证有效，实际履行中行政报批、经营活动均以宝兴某坪矿名义开展，采矿权未发生任何主体变更，也不具备“企业合并、分立”等法定转让情形，完全符合承包的法律特征；一审法院未区分“主体变更”这一核心要素，直接以“期限重合”推定转让性质，既不符合上述法律条款对转让要件的明确限定，也缺乏事实支撑，明显不当。

3、符合诚实信用与交易稳定的司法导向。若一审判决生效，将导致李某三年投入无法收回，宝兴某坪矿可无偿获得李某建设的公路、林地等设施，明显违背民法最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二审法院纠正一审错误，既避免了一方借合同无效之名攫取另一方合法利益的不公结果，也维护了矿业权交易的稳定性。

结合本案裁判逻辑及采矿权承包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企业签署相关合同时需重点规避“变相转让”风险，具体建议如下：

合同名称直接定为《采矿权承包合同》，不使用“矿权转让”“合作开发”等易混淆表述；如条款中可明确“采矿权主体始终为甲方（原矿业企业）”，乙方仅享有“甲方授权范围内的开采经营权”等。

约定甲方的实质管理职责，包括定期开展安全生产检查、监督生态修复、办理采矿证年检与续期；不约定“甲方仅收费用，不参与管理”、“乙方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与甲方无关”等条款。

期限不超过采矿许可证剩余有效期，注明“采矿证续期后双方另行协商承包期限”，不约定“直至矿产开采完毕”等永久性内容。

乙方仅可享有“开采、销售矿产品”权利，不约定“乙方享有对矿山的转包、分包、抵押、作价出资”等本应属于采矿权人的权利；相关行政报批需以甲方名义开展，确保行政监管对象为原矿业企业。

( 2014 ) 川民终字第833号案的价值，不仅在于纠正了“以期限重合推定转让”的一审误区，更确立了“实质审查+主体不变”的采矿权承包认定标准。即便以2017年《矿业权纠纷司法解释》回溯，该裁判逻辑仍具前瞻性与稳定性。对于矿业企业而言，无论是对外承包矿权还是作为承包人参与合作，核心在于“守住边界”，既不通过承包变相转让采矿权，也不放弃自身法定管理义务。

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7月1日起，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已正式实施，其第二十七条明确“矿业权可以依法转让或者出资、抵押等”，大幅放宽矿业权转让限制；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进一步细化转让规则，明确转让除外情形及登记要求，并拟废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等旧规。新法实施后，矿业权流转将更趋市场化，但笔者认为，“采矿权主体是否变更”仍是区分承包与转让的核心标尺。本案确立的“承包需保留主体资格与管理义务”原则，仍可为新法背景下的矿业权交易提供合规指引，企业既可借助放宽的转让规则实现矿业权优化配置，也需警惕借承包变相转让的法律风险，避免因性质误判致合同无效或面临行政处罚。

建议企业在新法框架下签署相关合同时，结合本案裁判思路与新规要求，委托专业律师审查条款合规性，平衡交易效率与法律风险，最终实现矿业权交易的安全与高效。